越来越多的神经科学研究指向：个体的脑结构与后天行为表现有着密切的关联。这种迹象有可能表明：人的某些思想和行为是与生俱来的，天生注定的。
一个人最终会形成什么价值观和思想，基本上是天生注定的，也就是由基因决定了的。但不是说他一生下来就具有了某种思想，而是在后天的成长中，他会对他所学习到的东西进行选择，而他将倾向于选择什么，这基本是注定了的。
有些人在一生当中思想会有转向，并不表示这是后天形成了他的观念。他最终的选择正是最符合他基因的选择。他的表现型一定是与他的基因型相一致的。
比如说，你刚认识一个人，他的某个观点你很认同，随着你对他了解的深入，你会发现，你们两之间会有越来越多的共同观点。这不是屁股决定脑袋，而恰恰是脑袋决定了屁股。
所以，你想要说服一个与你有基因差异（决定政治倾向的）的人，还是歇歇吧。你只能说服那些原本基因与你同类的，但一时误入不符合其基因的思想的人，这也算是一种对他的思想的纠正吧，让其回到他的基因所要表达的形式里去。
人的意识（原著第三版）
[英]SusanBlackmore，
EmilyT.Troscianko著
张昶译
人的正义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万维刚（同人于野）
始发于《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人的正义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是。
这两句话并非是我故意篡改毛主席语录耸人听闻，其实有科学依据。道德问题的正义不正义，往往比一件事具体做法的正确不正确更容易引起争论。过去的人思想大都简单，拾金不昧很道德，损人利己很不道德，只有能不能做到，没有正义不正义的争论。而今天人们可以公开谈论政治议题，我们上网一看，各种针锋相对的思想都出来了。有人认为爱国天经地义，有人则认为爱国其实是一种愚昧的从众心理，有多余爱心还不如去爱流浪狗。有人认为个人应该服从集体利益，有人则认为个人自由比任何东西都重要。有时候我看微博上各派人马的激烈争论，感觉这简直是敌我矛盾，他们就好像是彼此完全不同的几类人。
而纽约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Haidt）的《正义之心》（TheRighteousMind）这本书说，有不同政治意识形态的人，可能的确是不同类型的人。人的道德思想并非是后天习得，更不是自己临时理性计算的结果，而是头脑中固有，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由基因决定的。最重要的是，海特通过自己的研究，给我们还原了各种政治意识形态背后的道德根基。
在研究爱国主义之前，我们先来做三道道德测试题。请你判断以下这三件事是否不道德：
1.有一家人养了一条狗，有一天狗出车祸被撞死了。他们家人听说狗肉很好吃，就把狗做了吃了。
2.一个男人从超市买了只活鸡回家，跟鸡发生了性关系，然后把鸡做了吃了。整个过程没有任何其他人看到，没有伤害任何人。
3.一个女人家里有个很旧的国旗，她不想要了可是也不想浪费，就把国旗撕成了条，在家里当抹布用，没有被任何人看到。
这些题目都是由海特本人创造，它们跟很多其它题目一起，被用于调查不同人群的道德观。它们没有正确答案。
大部分美国人认为这些行为谈不上不道德，因为没有人受到伤害。这些事儿当然都不是什么好事儿，尤其美国人还爱狗，可是似乎没必要上升到”不道德”这样的高度。毕竟你自己在家里干啥，别人谁也管不着。可是在印度做这个调查发现，大部分印度人认为这些行为是不道德的，应该受到谴责。
美国社会是一个个人主义社会，以确保个人自由为优先，然后才是集体。在这种社会中很多人没有那么多道德信条，只有伤害别人或者不公平才是不道德的。而印度社会则是一个家庭和集体主义社会，强调人与人的群体合作关系。这样的社会中人们非常反感失礼和不敬，那么把国旗撕了就是不道德的，吃自己家的狗违反传统习俗也不对。我们可以想见中国社会应该更接近于印度这种集体主义，但印度社会还有另外一种道德观，是现代中国所没有的，这就是”神性”。这种道德观把事物从上到下垂直排序。认为越往上的东西越高级，越是纯净的，属于神；越往下的东西越肮脏，恶心，属于低贱者。神性道德观要求人每时每刻注意自己的身体修炼，要做高尚的事，不要做低贱的事。跟鸡发生性关系虽然不伤害任何人，但是是恶心的，不符合神性，所以不道德。
有意思的是，如果你问一个人他为什么认为测试题中的事儿不道德，他往往并不是从个人道德观角度去解释，而总爱找一个实用主义的理由。比如他可能会说吃狗的家庭其实伤害了他们自己，因为吃狗肉可能会让人生病！有时候理由实在难找，人们干脆就说”我知道这是错的，我只是还没想到理由。”
所以判断一件事是否道德很容易，而为自己的判断找到理由则需要思考时间。科学家相信人的道德判断是直觉式的、感性的快速判断，并非来自理性计算。人的理性，只不过是为自己的感情服务而已，是先有了答案再去想办法找证据。书中介绍了两个实验，可以证明这一点。
一个办法是在受试者做道德判断题的时候给他增加认知负担，比如要求他同时记住一个很大的数字。如果受试者是靠理性计算判断的，这个认知负担就应该减慢他的判断速度。但事实不是这样。加上认知负担，他还是能很快作出判断。
在一个更巧妙的实验中，实验人员先把受试者催眠，然后要求他每当看到某个特定的词，比如说”take”，或者”often”，就会产生恶心的感觉。我不了解这种催眠是怎么做的，总之植入效果很好，受试者醒来后的确一看到这个词就恶心，而且还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感到恶心。现在把受试者唤醒，给他们看道德判断题。结果，果然是在题目的说明文字里加入这个特定的词的话，他就会因为产生恶心感而认定这个事是不道德的；如果没有这个词，他就可能认为这并不违反道德。最令实验者感到震惊的是受试者对下面这道题的反应：
—Dan负责组织一场有学生和老师参加的讨论会。会前，他找了几个师生都可能感兴趣的话题用于讨论。
这件事还能有什么不道德的？可是如果那个已经植入为恶心的关键词出现在上面这段话中，受试者就会说Dan做这件事是不道德的，他必定有个不可告人的目的！
所以道德判断的确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如果有人非说一件事不道德，他一定能找到各种理由，他可能根本不知道他做这个判断的真正原因只是自己的一种微妙直觉。
那么人的直觉判断又是根据什么呢？是模式识别。我们的大脑中安装了各种模块，一旦识别到符合某个模式的东西就会立即反应。比如你正在路上走，突然有人向你跑过来，马上要撞到你了，你自然就会感到紧张。紧张感就是你对面前出现的这个情境模式的反应。类似的模块还包括害怕蛇。人脑中有这么一个针对蛇的探测器模块，一旦看到蛇或者类似于蛇的东西就会自动识别并启动害怕的感情机制。
这些模式识别能力并非是后天被人撞过或者被蛇咬过之后才习得，而是写在基因之中，一出生就会，是进化带给我们的本能。事实上，神经科学家的最新解释是我们一出生大脑就相当于是一本书，这本书的每一章都不是空白的，都已经写了一个草稿，或者至少列了提纲。我们长大的过程中可能会因为自己的经历去修改和完善这本书，但是那草稿仍然非常重要。
海特通过对大量受试者的道德测试题进行统计的办法，提出一个关于道德观的基础理论。他认为人脑中有六个最基本的道德模块，能够对生活中出现的各种事件进行模式识别，来自动做出道德判断。
这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理论，在我看来这简直就如同先发现了各种化学元素，再给食物分析化学成分。而且我还发现这个模块理论与中国儒家的”五常”，仁义礼智信，有不谋而合的对应关系。现在仔细想来”智”并不是一种道德，不算，而剩下的仁、义、礼、信都各自对应一个海特的道德模块。你不能不佩服孔子、孟子和董仲舒还真抓住了一些特别基本的东西，也不知道海特是否了解过中国文化。
现在我们解说一下这六个道德模块。
1.关爱/伤害，对应中国人说的”仁”。我们看到小孩受苦就会想要帮助他，这是哺乳动物的本能。爬行动物很少有这样的感情冲动，母鳄鱼下了蛋有了小鳄鱼就基本不管了。而我们不但保护自己的孩子，还能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保护其他人的孩子，还保护像小孩的动物甚至玩具。更进一步，我们可以用关爱精神去对待所有亲人乃至整个社会。
2.公平/作弊，对应中国人说的”信”。这是与他人合作中的一种互惠机制，人们自然地认为合作产生的共同利益应该公平分配，如果有人作弊多占，我们就会愤怒。因为关爱而产生的利他行为属于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不计回报，而这里出于公平合作而产生的利他行为是有回报要求的。如果一方不断付出而另一方不付出，那就是不公平。
3.忠诚/背叛，对应中国人说的”义”，或者至少相当于江湖的”义气”。有多个实验证明人有一种天生的群体归属意识。把一群男孩随意分成两组，每组给起个什么名字，最好再有个标志物。这些男孩自然而然地就对自己所在的组产生了忠诚感，同组的人都是好兄弟，联合起来对付外组的人。这可能是爱国主义的起源。忠诚感带来的凝聚力对团队竞争很有帮助，对外来威胁非常敏感。
4.权威/服从，对应中国人说的”礼”。这个道德模块的表现是对长辈和地位高的人的尊敬。在一个有深厚传统的社会中，人们之所以讲礼，并不仅仅是因为敬畏权威的地位，而更是对现有社会秩序的敬意。
5.圣洁/堕落。这是一个有点宗教味道的道德模块，中国传统道德对此强调不多，但我们也都有这个模块。它对应的感觉就是”恶心”，是一种厌恶不洁之物的进化本能。有个德国人招募志愿者来被他吃，居然真有人应征，而且他真的从中选了一个人杀死吃了。二人都是自愿，不伤害任何其他人。但我们仍然坚决反对这种行为，这就是出于恶心。
6.自由/压迫。中国儒家对此似乎不太看中，但是道家很讲自由。不论如何，每个人都认为自由很好，压迫不好，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
每个人的头脑中都有这六个模块。有谁会以伤害别人为乐？有谁会喜欢作弊的人？有谁会认为背叛比忠诚可爱？单说某一方面，谁都知道好坏。但是这些道德模块在每个人心中的相对分量大小是不一样的。比如有人可能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对组织忠诚和对权威的尊敬并不是特别重要的道德。尤其是当面对同一件事，如果不同的道德模块对我们有不同的指引的时候，各人的取舍可能很不一样。有人可能因为感到同性恋很恶心而反对它，也有人可能认为自由更重要而支持它。
爱狗人士为了救狗不惜跟人作对，他们头脑中的关爱模块显然特别发达，毕竟狗像小孩一样可爱。而在一个公平模块和权威模块更强的人看来过分爱狗就是不对的：你这么对狗好，对人公平吗？狗毕竟比人低级吧？忠诚感强烈的人往往特别爱国，而对那些自由感更强的人来说人权显然大于主权。如果每个人都仅仅听从自己心中道德模块的召唤，坚决用感性做判断完全不愿意使用理性思考，把这帮人放一起吵翻天也没用。有句俏皮话说性别不同怎么谈恋爱，这里我们也可以说道德模块优先级不一样还能不能一起玩耍了。
每一种政治意识形态，都对应于这六个道德模块的一种组合。在年的一项研究中，海特等研究者搞了一个道德测试网站（YourMorals.org），对超过十三万人进行了道德模块的测试，再把测试结果跟这些人的政治意识形态相比较，就得到了每种意识形态所对应的道德模块组合。这项研究结果相当过硬，甚至得到了脑神经科学的支持。在道德测试过程中使用fMRI随时监测受试者的大脑，给受试者念一段话，发现其听到这段话中对应相应道德模块敏感词时大脑的反应，与这个网站调查的结果非常一致。
美国最重要的两个政治派别是以民主党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liberals）和以共和党为代表的保守主义者（conservatives）。这两种意识形态的区别，可以很好地用其对应的道德模块组合来说明。
(“自由/压迫”模块并未出现在这个调查之中，是作者后来加入理论的。)
自由主义者特别强调关爱、自由和公平—其中尤其看重的是关爱—而对忠诚、服从权威和圣洁完全不在意。自由主义者心目中的社会是由一个个独立个体组成的，认为社会要想好好运行，第一要关爱每一个人，不能伤害人，第二要公平。自由主义者对弱势群体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同情心，宁可牺牲一点自由和公平也要去保护他们，这就是为什么民主党人总是支持高福利和高税收。自由主义者对自由/压迫这个道德模块的侧重点在于不要压迫别人，对公平的侧重点在于结果公平，认为最好给每个人分配同样的好处。
保守主义者对所有道德模块都同样重视。他们心目中的社会模型是每个人一出生都不是孤立的，你已经在社会中有一个位置，你的家庭和社会关系已经在那里。保守主义者认为一个社会的传统价值对这个社会正常运行非常重要，人必须得尊重传统。为了维持秩序，就要尊敬权威，对组织忠诚，注重个人的品德修养。保守主义者对自由的侧重点是不要压迫我，你政府不能多收我的税。对于公平，保守主义者认为好处必须按照贡献大小分配，而且为了惩罚偷懒者，宁可牺牲一点关爱。
其实不管你是自由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你在内心一定都把自己视为英雄。而所有的英雄故事都是同一个套路：现在世界上有个威胁，我要解决这个威胁。
自由主义者的故事是这么讲的。世界上存在着压迫！某个国家的政府、强人和大企业正在压迫人民，而我们作为智者就要起来引导人们去反抗。打碎旧社会，建立新社会。我们以推动社会进步为己任。这是一个英雄解放人民的故事，它的核心在于对弱势群体的关爱和对不平等的愤恨。
保守主义者的故事则是一个英雄出来防守的故事。人民的日子过得本来很好，突然来了一帮自由主义者，他们同情罪犯，反对我们的传统价值，败坏我们的道德理念，还把我们的东西分给说谎和不干活的人。所以我们要跟自由主义者战斗！
你说这两种理念谁对谁错呢？其实正确的办法是就事论事，对每个具体议题做具体分析。可是大多数人都是被意识形态左右的。科学家甚至已经发现了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基因基础！在这方面基因对大脑的影响关键在于两点：第一，你是否对威胁特别敏感；第二，你是否喜欢追求新东西。如果你对威胁特别敏感，你就更愿意跟同胞抱成团去对付外敌—这使我想起《中国不高兴》一书所说的”外部选择压”—你就更倾向于保守主义。如果你在追求新东西和新经验中获得快乐，非常反感现有的秩序，你就更倾向于自由主义。我不太了解现在是否有足够证据说这两类基因决定了个人的道德模块优先级区别，但对于政治意识形态有先天因素这一点，我曾经看到过不止一个类似的研究。
所以人一出生，大脑中在政治上的侧重点就已经种下了种子。这些特性将会指引你的人生方向，特定的基因会让你主动去寻找适合这个基因发展的环境，比如一个自由主义者会天生反感老师给定的纪律，主动去亲近自由主义艺术。你的世界观会围绕那两个英雄故事展开。人生的阅历和重大变故也许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意识形态，但先天因素绝对非常重要。
美国的两大政治派别各自能有这么多人支持，甚至自由主义者的理念还被某些知识分子当做”普世价值”，并不是因为他们能言善辩，而是因为其背后有这样的道德基础。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之外，还有一类”自由论者”（libertarian），其道德模块组合是专门强调自由，捎带重视公平，而完全不在乎其它所有道德—很像今天中国的自由派公知。因为自由论者缺少关爱的模块，他们很难获得更多人的支持。
跟绝大多数美国知识分子一样，海特原本是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但是为这个研究考察过多个国家的文化以后，他慢慢发现美国知识分子的想法其实是个特例。事实上，有人提出现代心理学其实研究的是世界上最WEIRD（怪异）的一群人—这个词是这群人五个特点的缩写：Western,Educated,Industrialized,Rich,Democracy（西方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业化的、富裕的、民主的）—像这样的人即使在西方社会中也是特殊的，他们的价值观跟世界上其他人可能格格不入。海特不到三十岁就去印度搞调查，最初无法理解印度人的神性观念和集体观念，但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发现他能理解印度人了。他慢慢从感情上接受了印度人的道德观，甚至开始使用理性帮这套道德观找理由。
像海特那样学会理解别人的道德观可不容易，各国的道德文化的确非常不同。此书中有个最简单的例子：请使用”Iam…”开头写20句话。美国人写的大多是自己心理特征：我很开心，我很外向，我爱爵士乐等等。而东亚人则更爱写自己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和社会关系：我是一个儿子，我是一个丈夫，我是富士通公司的雇员等等。
我读此书读到这里，想到的第一句话是IamChinese.
读这本“意识大全”，将改变你的生活！
这本大书堪称
“意识大全”
大开本页
图文并茂
深度广度兼具
意识研究属于跨学科研究
涉及神经科学、生物学、物理学、
计算机、人工智能、哲学......等等
发展迅猛
知识更新迭代非常之快
此次由“万千教育”
引进翻译的是本书
最新的原版第三版（版）
作者说
这一版几乎可以算是重新写了
这本书的最大优点是
几乎囊括了当今
所有意识方面的研究成果
大有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之感
哲学园联合“万千教育”
全网首发
人的意识（原著第三版）
[英]SusanBlackmore，
EmilyT.Troscianko著
张昶译
选自《人的意识》
第九章能动性与自由意志
意识中的半秒延迟
说到意识与随意动作的关系，要问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与时机有关。意识在引发行为的物理时间序列中出现的时间是不是足够早，足以产生其自身的因果作用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回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那时美国神经学家本杰明里贝特开始了一系列实验，得出了一个结论：意识需要大约半秒的连续神经活动。这个结论以“里贝特的半秒延迟”之名广为流传（Nrretranders，；McCrone，）。它引发的问题令人着迷，而针对结果的解读则出现了许多争议，所以值得我们来对这些结果进行更详细的思考。
在这些早期实验中，直接对有意识的、清醒的参与者的感觉皮层进行了电刺激（Libetetal.，，）。他们都因为治疗原因接受过侵入性神经外科手术，并给出了知情同意书。一小块头骨会被切开，露出躯体感觉皮层，接上电极，施以不同频率、持续时长和强度的一系列脉冲刺激。某些条件下的结果是，患者们报告了手部皮肤被触摸的确凿的意识感觉，虽然仅有的触摸只是对大脑进行的一系列短暂刺激。
使用这种方法，里贝特发现了一个最小强度，在其之下，无论刺激持续多长时间都不会引起任何感觉。但令人惊讶的发现是，在这种强度阈值上，除非刺激平均持续至少0.5秒，否则就不会报告任何体验。持续时间更短，产生可报告体验所需的强度会陡然上升。这个时长即便是在其他变量——比如脉冲频率——发生变化时，也能大致保持稳定。同样的结果也出现在皮层下通路中，但在脊髓背柱、外周神经或皮肤上没有发现。
感觉刺激通常会在其出现后10～20毫秒在皮层的相关区域产生“诱发电位”（头皮上的电极记录到的电位）。有意思的是，里贝特发现，单个脉冲施加到丘脑或内侧丘系（两者都是通往躯体感觉皮层特定通路的一部分）可以催生诱发电位，看起来与实际的感觉刺激所诱发的电位相同。但这个单脉冲从未产生过意识感觉，无论强度是大是小、诱发电位是高是低。里贝特总结说，只有对躯体感觉皮层连续刺激半秒后，才能实现有意识感觉的“神经元充裕量（neuronaladequacy）”。的确，他提出：“适当的神经活动持续足够长的时间本身，就会产生主观体验的涌现现象”（Libet，，p.）。显然，日常生活中不存在电极对皮层的直接刺激，但其隐含的意义就是，一个感觉刺激（比如皮肤上的触摸感）只有当它在感觉皮层中建立了连续的活动，并且这个活动必须持续半秒以上，触摸才能被有意识地感知到。
表面上，这个结论看起来很奇怪。它的意思是说意识需要半秒才能建立起来吗？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的意识感知要比真实世界里的事件晚半秒，因为太迟缓而无法在许多快速演变的情形中有意识地发挥自由意志呢？
在大脑范畴内，半秒是一段非常久的时间。信号在神经元中传输的速度大约是米/秒，穿过突触只需不到1毫秒。听觉刺激从耳朵到达大脑需要8～10毫秒，而视觉刺激则需要20～40毫秒。因此半秒之内可以发生很多事。行为也是如此。单一刺激的反应时（比如看见灯亮起就按下按钮）可以只需要不过毫秒，而辨认刺激则需要差不多～毫秒。驾驶员通常可以在不到1秒内紧急停车应对突发危险，而如果我们摸到了滚烫的危险物品，我们的手指不到半秒就能移开。意识真的来得那么晚吗？
几个进一步的实验试图弄清楚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已经知道，对躯体感觉皮层的强烈刺激可以干扰触摸皮肤带来的触感。因此，如果意识真的需要半秒才能建立起来，就有可能先触摸某人的皮肤，然后再通过对皮层施加长达半秒的刺激来阻断感觉信号。这正是里贝特所发现的。他先去刺激皮肤，然后再刺激皮层。当皮层刺激晚于皮肤刺激的时间介于～毫秒时，皮肤刺激不能被有意识地感知到。换句话说，参与者在别的情况下应该能报告出来的皮肤触感被追溯掩蔽到了半秒之后。这当然好像是确认了那个观点：意识感知的神经元充裕量大概就是半秒（见图9.3）。
但这怎么可能呢？我们体验到的事物可不是在半秒之后才发生的；而半秒足够长，我们肯定会注意到延迟的。里贝特要求参与者报告两种感觉的主观计时，以检验这种直觉。一种感觉是正常的皮肤刺激，另一种则是皮层诱发感觉（两者感觉起来明显不同）。两者的间隔被系统化改变，而参与者必须说出哪一个先出现。他们一致报告说皮肤刺激先出现，而其实它几乎是在脉冲列的最末段才出现的。这也许是前面的发现所期望出现的结果，但它依旧很奇怪。如果意识感知需要半秒的神经活动，为什么皮肤刺激（紧随其后也应该有半秒的适当活动才能产生意识感觉）会先被感觉到呢？
里贝特给出了一个有争议的建议，一旦神经元充裕量得以实现，感觉体验就会在时间上被主观地回溯。换言之，任何感觉都是这样发生的。比如说，信息从皮肤上传输到了皮层的相关感觉区域。当且仅当彼处的活动持续半秒，刺激才能被有意识地感知到。此时它被主观回溯到了真实发生的时刻。如果没有获得神经元充裕量（因为刺激不够强烈，因为其他大脑加工过程压制了活动，或是因为一个狡猾的实验者直接在皮层上进行了干扰），就不会出现有意识的体验。
主观回溯是如何工作的呢？它会将体验回溯到哪个时间点上去，又是如何做到的呢？里贝特推测，主诱发电位可能会作为一种感觉被回溯（或称之为“先期出现”）的时机信号。因为诱发电位在周边刺激之后出现得太快，把感觉回溯至该时间点意味着意识感知没有延迟，即便神经元充裕量需要半秒的活动。为测试这一点，里贝特及其同事（Libetetal.，）探索了内侧丘系（皮肤受体通往丘脑通路的一部分）受到刺激时所发生情况的两个特征。至于皮层，神经元充裕量需要长列的脉冲刺激，但与皮层不同，当皮肤被触摸时，也会产生一个主诱发电位。回溯假设做出了清晰的预测：对内侧丘系的刺激应该被回溯至脉冲列刚刚开始的时刻，虽然皮层刺激不是这样的。在这个最终的实验里，里贝特再次询问了参与者们对不同刺激的主观计时。跟预计的一样，他发现，如果皮肤刺激的时间跟对内侧丘系的脉冲列开始的时间相同，参与者就会同时感受到两种刺激——虽然脉冲列只有在刺激时间足够长、获得了神经元充裕量之后才会被感觉到。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些发现？总体来说，批评者们并未就所用方法或具体结果的严重缺陷达成一致。理想的方式是确保可以重复这些实验，但医学的进步意味着暴露大脑的手术现在已经很罕见了。因此，这些实验不太可能被重复。那我们可能最好就是假设这些发现是成立的。真正的争议将围绕在如何对它们进行解读上面。
里贝特自己的解读就是他的意识“定时论（time-ontheory）”。这包含两部分：第一，意识只有当神经活动持续足够时间（通常大约为毫秒）、产生了神经元充裕量之后才会出现；第二，持续时间较短的活动仍然可以参与无意识加工，或者通过增加其持续时长而转化为有意识加工。他提出，注意可能通过增加某些区域的兴奋性来延长活动的持续时间，从而达到意识出现的时间（Libet，）。按他的观点，无意识加工在获得神经元充裕量之后，真的会“变得有意识”。他说：“当适当神经元的重复相似激活的持续时间达到一定数值后，就会出现知觉现象”（Libet，，pp.58-59）。
这一理论为第八章所